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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
達爾文與《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》　
文∕王道還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類學組生物人類學研究室）

　　《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》1 出版於一八三九年，2 風行一時，為達爾文在通俗文化市場上贏得了聲名。事實上這一年一月底，他當選了皇家學會會員（今日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，約略相當於國內的中央研究院院士）；二月當選動物學會會員。而前一年起，他已是倫敦地質學會榮譽秘書（總幹事）。所以二十九歲的達爾文，已躋身「名流」之林，讓專家學者和知識大眾產生了深刻的印象。有誰想得到，當年達爾文在父親眼中是「很平凡的孩子，智力簡直在水平線之下」呢！父親擔心他平日不務正業，唯恐他「玷辱」家門！

　　當然，達爾文隨小獵犬號出航五年的經歷是關鍵。大家都知道，這次航行，不僅是達爾文人生的轉捩點，也是現代生物學的里程碑。在出航之前，達爾文已受過當時英國最好的「自然史」訓練，劍橋大學望重一時的植物學家韓斯洛(Henslow, 1796-1861)、地質學家賽吉衛(Sedgwick, 1785-1873)，都是他的業師。他登上小獵犬號後，飄洋過海、勘察異域，倘佯在大自然的胸懷之中，端的是上窮碧落、下鑽黃泉這樣的磨練，在達爾文的思想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，想當然耳，無庸詞費。

　　但是達爾文受邀登上小獵犬號，還有別的面相值得我們注意。首先，英國海軍隨艦「自然學者」的傳統；其次，達爾文受邀的背景，以及學術研究社會基礎。

自然學者

　　十九世紀的英國，事實上是自然科學的「後進」國。例如法國的臨床醫學、德國的生物醫學當時都已有重大的突破，英國（與美國）的有志青年都到巴黎或德國大學深造。但是為什麼是英國人達爾文發明了「生物演化論」，而不是法國、德國的學者呢？這裡就必須談英國的「自然史」傳統與「自然學者」了。

　　「自然史」(natural history)本來與「歷史」並沒有什麼特定的關連，natural history的本意是「自然誌」或「自然研究」。到了十八世紀，由於地質學、地層學、古生物學的發展，「地球、自然有一發展的歷史」這個觀念才逐漸在學界興起，「自然誌」這時自然的就轉變成「自然史」了。「自然學者」就是研究「自然史」的學者。

　　《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》可以當作十九世紀初期英國「自然史」的一個「標本」。其中包括地質、地貌的觀察，古生物、現生物的分布與描述，甚至對各地土著的人類學觀察。從「自然史」衍生出的學問，古生物學、比較解剖學、分類學、生物地理學、生態學、人類學，是其中的大宗。讀者可以發現，它們都是《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》的主要內容，也是達爾文發展演化論的主要資料。同時，由於自然史頗為「籠統」，在「科學」中反而是最平易近人的。自然史著作一直是「通俗科學」讀物中的主流，在達官貴人、名媛淑女、知識大眾之間，是重要的社交話題。

　　當然自然史並不只是學究的事業、風雅的裝飾。自然學者收集的資料，對帝國殖民與擴張是戰略與戰術的情報。在英國的軍艦上，隨艦外科醫師兼任官方的自然學者。英國在十九世紀已經建立了海上霸權，英國軍艦航行四海，通行無阻，為自然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因此英國雖然在生物醫學（或微觀生物學）方面落後歐陸諸國，在巨觀生物學方面卻有突破。達爾文本人不用說了，當年他身邊的「年輕黨羽」，如解剖學家赫胥黎(Huxley, 1825-1895)、植物學家虎克(Hooker, 1817-1911)，都曾在軍艦上擔任外科醫師。說英國的演化生物學，是在大洋異域打造的，並不誇張。

紳士學者

　　但是，達爾文不是英國海軍聘雇的隨艦自然學者。他是艦長的私人「旅伴」。他必須負擔一切開銷，包括在船上的伙食。例如「船資」五百英鎊，還有裝備也花了近六百英磅，例如望遠鏡五英鎊，一隻來福槍五十英鎊。1 （赫胥黎一八四六年年底出航時，薪資每月不過十二英鎊。）估計達爾文在將近五年的航程中，花費了超過一千五百英鎊。那麼，為什麼小獵犬號的艦長有這個需求，他憑什麼相信能找到這麼一位旅伴，什麼樣的人會接受這樣的邀請？

　　當時菲茨羅伊(Robert Fitzroy, 1805-1865)是小獵犬號的艦長。1826-1830年間，小獵犬號第一次到南美洲測繪海岸，艦長中途自殺，由菲茨羅伊代行艦長職務。那時他才二十三歲。菲茨羅伊出身貴族，舅舅擔任過外交部長，與國王喬治四世（1820-30在位）和威靈頓公爵有深厚交情。他對自然史也極有興趣。小獵犬號這次測量南美海岸的任務失敗了，他奉令在返航期間收集一切自然史資料。歸途中造訪了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島（1830年）。這兒菲茨羅伊遇見了大概是過著最「原始」生活的印第安人。他們在冰天雪地的環境中，幾乎不著寸縷，居住的是茅草搭的「帳篷」。菲茨羅伊從這兒「收集」了四個原住民上船，回到倫敦。2 他出資「改造」他們，教他們學習各種「文明」信仰、禮儀、農牧技能。期望有朝一日這幾個人回到他們祖先的家園，傳布文明的福音，擔任大英帝國的貿易買辦。小獵犬號再度到南美測繪海岸的任務，可能是菲茨羅伊的親人遊說海軍部的結果。這樣，他就可以親自押運他的實驗產品返鄉了。

　　這回出航菲茨羅伊已升任艦長。他想帶上船的，不只是那幾位已受文明洗禮的火地島人，還有一位私人旅伴。為什麼？根據英國海軍當時的傳統，艦長與屬下不僅在指揮體系上有上下之別，在社會空間上也隔離開來。例如，艦長在單獨的艙房中進餐，與屬下絕無私交。菲茨羅伊本人出身貴族，更疏遠了他與屬下的距離。在遠洋航行漫長旅途中，艦長過的是孤絕的生活，非有堅忍剛毅的性格不足以擔當。小獵犬號前任艦長在任務中途自殺，菲茨羅伊料理後事，想必感觸良多。

　　更讓菲茨羅伊擔心的是，他的血液中也許流著「易於瘋狂」的遺傳因子。1822年菲茨羅伊的舅舅，就是在外交部長的位子上自殺的，據說由於受不了巨大的工作壓力。他在自殺之前已有「精神崩潰」的徵狀。身邊若有一位旅伴，平日共餐、談話，可以紓解寂寞鬱悶，放鬆因為工作而繃緊的神經。可是這位旅伴最起碼的條件，就是出身不能太差，必須與菲茨羅伊的「社會階級」相當。達爾文生於「紳士」家族，又是劍橋畢業生，等於已經拿到了進入上流社會的護照。因此達爾文登上小獵犬號，是當菲茨羅伊的旅伴，而不是船上的「自然學者」。小獵犬號上已有隨艦外科醫生，他才是艦上的「自然學者」。不過此人與菲茨羅伊、達爾文兩人都處不來，出航不久就告病求去。這才是日後達爾文以「小獵犬號隨艦自然學者」的身分寫作《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》的緣由，並非菲茨羅伊的初衷。

　　達爾文登上小獵犬號的「階級考量」，也反映在達爾文父親的態度上。起初他反對兒子應徵，理由中並不包括「不事生產、花費繁浩」。他擔心的主要是達爾文從來就沒「安定下來」過，唯恐從小不務正業的兒子，飄洋過海之後更難安分守己。

　　錢不是問題。

　　但是菲茨羅伊徵募旅伴的「廣告詞」中，的確列出了這個「職位」的「好處」。那就是到南美、南太平洋從事自然史調查的機會。事實上小獵犬號並不缺自然學者，艦上已有了一位官派的，艦長本人也是個自然學者。可是艦長的自費旅伴這樣的職位，別說沒錢免談，即使有錢的人，平白無故的，幹嘛呀？當然得有「好處」。自然史調查的機會，在當時的確是個值得下海的理由。例如獨立想出天擇理論的華萊士(Wallace, 1823-1913)，由於家貧，到南美和馬來群島調查、 採集自然標本。他就是借錢付船資，再以出售標本的收入償付。至於上流社會的人士，學術研究一直都是階級的裝飾品（使命），「自然史學者」這個頭銜，可是很受尊敬的。達爾文的舅舅（後來成了岳父），就是以這個理由說服了他父親讓他上船的。換言之，對於上流社會的人士，即使坐食家產、不事生產，仍須「務正業」。而自然史研究是正業。

　　在英語世界裡，「職業科學家」大概要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出現。在達爾文隨小獵犬號出航前後，不僅「科學家」(scientist)這個詞才剛鑄造出來，並不流行。靠科學研究維生的機會也絕無僅有。當年學術研究的動力是維持門第，家產是學術的燃料。

原作者序

　　我已在本書初版序文和《小獵犬號航行中的動物學考察》?指出，艦長菲茨羅伊(Fitz-Roy)要物色一位科學工作者隨船考察，並且把自己的一部份艙房提供給這位科學工作者，因此，我提出願意效勞，同時又蒙水路學家兼艦長博福特(Beaufort)的熱情推荐，而獲得了海軍部各位長官的同意。我感到我能有機會去研 究我們所訪問的各地博物情況，完全由於艦長菲茨羅伊的賜與，因此我在這?再一次地向他致謝；並附帶說明一下，我們二人在軍艦上相處的五年期間，我得到了他最誠摯的友誼和經常不斷的幫助。對艦長菲茨羅伊和小獵犬號上的所有軍官們的隆情厚意，我將永誌不忘，並深致謝忱1，因為在我們的長途旅行期間，我總是受到他們非常親切的照顧。

　　本書的內容，是用日記(journal)的形式，講述我們這次旅行的經歷以及有關博物學和地質學方面的觀察概要；我想廣大讀者對此會產生某種興趣。在這個版本?，我大大壓縮和修改了一些地方，並對其他幾處做了一點增補，使其更適於一般讀者的閱讀；可是我相信，博物學家們將會記得，要了解這方面的詳細情形，還應研讀幾本篇幅更大的著作；它們包含著這次考察的科學成果。在《小獵犬號航行中的動物學考察》一書?，包括有下述各綱動物的詳細記載：歐文(Owen)教授所著的哺乳綱化石(fossil mlammalia)；沃特豪斯(Waterhouse)先生所著的
現代哺乳類(living mammalia)；古爾德(Gould)先生所著的鳥綱(Birds)；牧師詹寧士(Jenyns)所著的魚綱(Fish)；還有貝爾(Bell)先生所著的爬行綱(Reptiles)。我附帶描述了各個物種的習性及其分佈範圍。這幾種著作所以能夠出版，應感謝上面所說的幾位卓越的科學家的高度才能和大公無私的熱情；此外，要是沒有財務部各位首長們慷慨相助，根據財政大臣閣下的提議，欣然撥出一千英鎊的款項，來支付部份出版費用，上述各書也難於問世。

　　從我這方面說，我已經發表了如下幾種單行的著作：《珊瑚礁的構造和分佈》(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Coral Reefs)；《在小獵犬號航行期間所訪問的火山島嶼》(Volcanic Islands visited during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)；還有《南美洲的地質》(Geology of South America)。在《地質學報》(Geological Transactions)的第6卷，發表了兩頁我們寫的關於《南美洲的漂礫和火山現象》(ErraticBoulders and Volcanic Phenomena of South America)的文章。沃特豪斯、沃克(Walker)、紐曼(Newman)和懷特(White)四位先生，發表了幾篇卓越文章，描述他們所採集的昆蟲；同時我相信此後一定會有其他文章繼續不斷地發表。J.胡克(Hooker)博士在他的《南半球植物學》(Botany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)這部鉅著?，講述了美洲南部地區的植物。他已經把加拉帕戈斯群島的植物區系(Flora of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)作為一篇單獨的專題論文，發表在《林奈學報》(Linnean Transactions)上。牧師亨斯洛(Henslow)教授發表了我在基林群島(Keeling Islands)採集到的植物的一覽表，還有牧師J. M.伯克利(Ber-keley)敘述了我所採集到的隱花植物。

　　對幾位博物學家在我編著本書和其他著作時給予的巨大幫助，謹表謝意，並且我必須在這?，對牧師亨斯洛教授再一次表示最衷心的感謝，因為，我在劍橋大學求學期間，主要是他引導我對博物學發生了興趣；在我離開大學以後，他又負責照管我送回祖國的標本，並且還用書信指導我的研究工作；我回國以後，他又多方給我幫助，只有最親密的朋友才能如此。

於達溫，索羅姆萊，肯特　1845年6月